更重要的是结果
很久了,想说说二人台。因为土生土长在定襄,我只愿意站在定襄这块热土上说说二人台,祭祭二人台。
如果说,高跷秧歌、八音会、面人是定襄老百姓的精神图腾的话,二人台也应该进入这一行列。尽管我们称起二人台,有时难免要带个前缀——河曲二人台,但二人台在定襄父老乡亲心中的根扎得是非常深的,我想这在忻州14个县(市、区)中除了河曲县,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近些年,山西、忻州、河曲、定襄有很多艺文界领导、人士谈过二人台,报刊上的文章也谈得很多、很感人,专家的专著洋洋洒洒,有关资料汇集也不缺乏大部头,有关部门还搞过剧本征集,忻州听说也有了市级二人台艺术团,大家都在为这一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呼吁、鼓劲儿,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若干位二人台代表性民间艺术家在包括京城在内的各种演艺场合频频登场并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有的还被命名为“非遗传承人”,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二人台在我们这里非常让人重视,它已幸运地喜逢民间艺术的春天,重新获得新生。
但2004年晋蒙陕冀联合搞了一场二人台表演比赛,山西、忻州都不太长脸,位居末尾,我与几位的朋友以访谈形式在《忻州日报》谈了一些问题,其他关注此事的领导、专家也纷纷撰文为二人台把脉,大声疾呼要拯救二人台,振兴二人台,大家都挺急,都比较上火,提出很多问题与积弊。但4年过去了,时至今日,那些积弊革除了吗?那些问题有改观吗?明眼人都能看得见的。
在定襄,二人台剧作家、痴迷家,年近八旬的曾中令老先生前几年一腔热血沸腾,高举义旗挂帅成立“定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并组建了松散型的二人台艺术团,隔三岔五举行演出。老先生拖着一条病腿,亲手写剧本,编刊物,组织排练,募集经费,终日奔波在拯救定襄二人台的第一线。好多领导被他感动,向他伸出援手。在他的强力动员下,众多昔日的二人台艺人和爱好者归顺了他,听从他的调遣。但是,当我在那么多难以逾越的困难面前,看到先生太多的疲惫与无奈时,我的心也渐渐疲惫与无奈起来了。终于,在2007年5月前后,这个顽强守护定襄二人台的桥头堡再次坍塌了。
这些年,我在市、县各种会议的发言和多篇文章中也曾不厌其烦地谈过二人台,有些话已经谈得连自己也怀疑是否对现实真的有用。我对二人台的热爱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上初中时开始萌发的,那时正是文革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在乡下一位同学的邻居家,听到了从一台吱吱呀呀的老留声机中飘出的二人台《打樱桃》的歌声,那一唱三叹、似有一种哀怨之情的旋律顿时征服了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心,从此我知道了有一种好听的民间音乐演唱叫二人台。
二人台的起源、发展、艺术特色等话题有很多专家论述过了,没有看过这些论述的朋友可以十分便捷地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可能更为详尽多元的论述。我之所以说多元,是因为二人台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争抢,我们脑袋中“河曲二人台”的概念屡屡出现被颠覆的危机。这一点我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比较悲哀,说欣慰是大家都不怎么嫌弃它,好象挺宝贝的。但悲哀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发现所有争抢的人中,有相当部分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可能另有企图。我们不能不担心,假如二人台的什么什么真的到了他们手中,是否会象他们口头上所讲的那么善待它?正因为此,对二人台的介绍比较多元了,这既是好事,但也是令人不安的现象。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一种地方传统文化仰或民间艺术,保护传承是主流声音。但光有声音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行动,更重要的是行动的结果。二人台要保护要传承,现在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反对,政府与民间是一个声音,高度一致。包括那些瞧不起二人台,心里根本没有其位置的决策阶层,也不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而且呼吁起来可能更为厉言疾色。问题很可能就在这里,我们是真的振兴二人台吗?无庸讳言,对此表示质疑者,业内大有人在,且不在少数。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点到为止,说多了讨人嫌。
定襄特色的二人台
接下来我想说说二人台的其它方面,但不谈艺术方面的话题。不是不想谈,是谈不了。虽然从学校到农村,再到部队再回到地方,也编写过长长短短很多二人台剧本,有的曾获省编剧一等奖;也为自己的剧作谱写过二人台曲谱,甚至还登过若干次舞台。在辽宁渤海之滨,我曾将二人台与二人转估捣到军营的一个晚会上同台进行演出,似有摆擂台的味道。但实话实说,从艺术角度进行专业性质的研究探讨不是敝人的长项,我只想从宏观的角度谈谈二人台的未来,但我不是预言家,我说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
先说定襄二人台。所谓“定襄二人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在定襄的二人台”;另一种是“定襄特色的二人台”。前者完全是外来的,后者是与本土艺术嫁接演化而成的。虽然定襄不是二人台的发源地,但半个多世纪(也许时间更长)以来,二人台在定襄民间可以说是根深叶茂,太早的我不太清楚,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十年文革除外),定襄的二人台发展非常火爆(陈川亮先生前两年对此有专文详介,就不再赘言),编、导、演、音均有一批实力 非凡的人马,佳作、新人一茬一茬不断涌现,群众基础十分厚实。
由于从县域外引进的艺术,在当地传承久了,必然要与本土艺术进行交流、碰撞,以至相互磨合、浸染,因此二人台与定襄本土秧歌演唱的嫁接、互动是免不了的。在定襄,很多二人台节目的音乐和表演,实际上或多或少都有了定襄秧歌的传承基因,这种现象在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最为突出。所以前些年敝人曾经说过,在定襄,只要定襄秧歌不泯灭,秧歌演唱就不会泯灭;而只要秧歌演唱在定襄不泯灭,二人台在定襄也不会泯灭。现在看来,这些话可能说得都有点绝对了,当然这是另外的原因所致。
定襄高跷秧歌是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民间表演,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扭、唱两个方面,其中的扭要用极富艺术张力的传统八音套曲来伴奏,这是有别于全国其他地方各种秧歌的一大亮色。另一个就是唱,唱是定襄高跷秧歌的看家本领,因为全县各个乡村高跷秧歌队的伴奏,除了演奏水平高低、八音会阵容大小之外,是不会有其它什么区别的;而秧歌演唱则大相径庭,各具特色。尤其是滹沱河北岸的乡村秧歌队,唱是区别其优劣的主要标志,所以有的地方把参加秧歌队表演叫扭秧歌,而颇重唱功的地方则将其称为唱秧歌。所谓唱秧歌,实际上就是把节目演出从舞台移到了广场,因为表演者都脚踩一米高低的木跷,因此也可说是把节目演出移到了木跷上。这类节目可长可短,唱白结合,以唱为主,一般无丝弦伴奏(也有例外),只是在段落之间以锣鼓点作间奏,起承上启下或转场之作用。所谓长,可以是男女对唱,抒情叙事、夹叙夹议,自由度甚大;有的剧情则较为复杂,人物感情纠葛与故事情节都有模有样,表演起来一折腾就得好几个时辰。所谓短,也可能只由一人来唱上几段,三、五分钟,十来八分钟,是一种调剂,也是一种过渡,甚或是一种应付。
介绍定襄秧歌我之所以如此唠叨,是因为以上这些特点与二人台这一小剧种形成初期的特色颇为吻合,由于演员是在场地中央转着圈为围在周边的观众表演,因此它比现在一般在舞台上表演的二人台与观众更为贴近,互动更为方便。这其实便可成为二人台到了定襄为何会演化成“定襄特色的二人台”,找到的可以信服的注脚。由此也可以证实,千百年来,各地各种民间艺术在民间是处于互相流动状态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鉴互相融汇,那么二人台的发源地究竟是哪里?恐怕也是一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粥了。其实这种状态最真实,因此也最合理。
与赵本山、何庆魁本是一茬人
二人台与二人转是西北、东北民间两朵瑰丽的艺术之花,这两朵鲜花生在民间长在民间,野香味特浓,土腥味十足,最受下层百姓欢迎。有人说民间的东西现在城里人也喜欢了,就象二人转,都修炼成雅俗共赏的东西了。表面看,这倒也好象是那么回事儿,其实不然。就先说二人转,自从让赵本山他们一帮乡亲折腾到上电视以来,那确实是声名鹊起,过去全国除了一些搞演艺的,有多少人还知道有个二人转?现在,那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了。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从部队探亲回老家,和村里一些闹红火的朋友提起东北二人转,大家都瞪眼睛,迷迷登登说,你是说咱二人台吧?
城里人看二人转是看什么呢?是看新鲜,看热闹,看俗奇嬉戏,看七荤八素,这样可以让他们把平日的各种面具暂时摘下来,哈哈大笑一番。因为城里人板板正正的日子过腻了,严肃端庄的文化受尽了,年轻人还能去上网、去蹦迪、去酒吧,其他人尤其是中老年则很难找到情绪喧泄的渠道,好,二人转来了,而且非常可乐,去乐一乐吧,哈哈哈哈......,上下通气了,任督二脉打通了,烦恼暂时丢掉了,管他什么雅不雅俗不俗的,老子乐了再说!二人转对兄弟幽默艺术非常包容(故现在的二人转已远非传统二人转了),又极善打擦边球,因此男女老少都能坐一块儿看,无伤大雅。
于是二人转几乎成国宝了,早已从东北农村进了大城市,又从东北大城市进了北京,继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接着又拍电视、上电影,搞大赛、办院校,搞研讨、办旅游,风光至极。当然这一切都是真的,沈阳刘老根大舞台,先租后买,成了赵本山集团的文化品牌,100元一张门票,几百个座位,上午稍迟一些就买不到当天的戏票了,众多旅行社已把这里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到沈阳旅游不看刘老根大舞台,那就等于没到沈阳,风头快要盖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大帅府。还有铁岭市清河县,赵本山老家,那个龙泉山庄就建在清河水库,也成了景点,吃的住的都有,刘老根就是最大招牌,龙泉山庄二人转小剧团,每天午后1点钟准时开演,全是一水儿的小年轻,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时辰一到,锣鼓开打,风雨无阻,一个观众也演,就当彩排了。还有东北风味儿电视剧,从《刘老根》开始,这些年拍了多少部多少集了?各个大大小小电视台放了多少遍了?DVD影碟出了多少套了?这些恐怕都没人能够计算清楚。
这全是赵本山、范伟、何庆魁、高秀敏、李静、潘长江这帮二人转“老梆子”折腾起来的,这批艺术家几乎都是农民出身,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属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但从小喜爱民间演艺,喜爱二人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都就是20来岁年纪,至多30啷当岁吧,不论是编剧本的、演节目的、拉胡琴吹喇叭的,当时在生产队、公社里,都是文艺骨干。最最关键的是,这批农村文艺骨干、乡土艺术家,始终没有离开农村,没有离开民间演艺第一线,没有鲤鱼跳龙门,演而优则工,编而优则仕,吃了皇粮,而绝大部分凭自己的才艺实力,先后归顺了县、地、省民间艺术团,这就可以说是基本完好地保存了这批民间艺术的种子,二人转的种子,在改革开放之后,找到了适宜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的土壤,不经意间个人成就了大事业,也把二人转推向了极致。
我们何尝没有这么一批人、这么一批乡土艺术家呢?别的地方了解不详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小戏大县——定襄的二人台演艺界,也有一批实力绝对不亚于赵本山、何庆魁、高秀敏的中青年骨干啊,编剧本的代表人物有曾中令、张学明、陈川亮、薄圣亮等,演员代表人物有张松林、范万银以及稍后的刘彦青、梁莲鱼等,搞音乐的有王圣亮、史丙生等。当年就是这批人,也和赵本山、何庆魁一样,每年都要创作、排练、演出一批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二人台小戏剧、小演唱,而且不断地在地区和省里获奖,为定襄二人台小戏撑起一片蓝天,在全忻州地区乃至山西省,都是赚足了名声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散会之后》,从定襄演到忻州,从忻州演到太原,最后成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一播再播。我省二人台著名演员尹占才、张美兰、许月英之所以出了大名,与演出这出二人台小戏是分不开的。这本来就是一批与赵本山、高秀敏、李静、何庆魁同时代的乡土艺术家。
但非常可惜的是,定襄这批二人台乡土艺术家后来走上了与赵本山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大都因对二人台艺术传承作出杰出贡献,而先后进入政界、国有文艺团体和其他工作单位,过早地离开了农村,离开了滋养他们艺术生命的乡村生活,生活感知力、艺术表现力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部分从事了其他工作和事业的骨干,更不可能心无旁骛,在二人台演艺事业上尽心竭力了。现在,这批人都是五十老几、六十多岁,个别甚至七老八十的人了,面对二人台艺术青黄不接、不断枯萎的现状,似乎只剩下“无奈”这样一种选择了。
我们如此反思,不是怪怨什么人。三年前我就说过,二人转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艺术群体的成功,一种地方文化品牌的成功。同样,二人台的无奈,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无奈,而是一个艺术群体的无奈、一种地方文化的无奈。现在我依然如此认为。
二人台向何处去
写下这个小题目,想想可怕又可笑,这问题我能回答得了吗?
这几年省里、市里那么多领导、专家,都曾就此开过各种各样的药方,汤剂饮片、丸散膏丹,二人台这位老小姐的肚子早成了药罐子,里面是五味杂陈了,但还是愈治愈喘,“病体”至今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我现在又写出这么个题目,是跟谁叫板呢?
呵呵,其实这是跟自己叫板呢,因为现在没多少人真正关注、身体力行地为二人台做点什么了,当然包括我在内也做不成什么,只能在这里谈点个人看法,坐而论道。
首先是创新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这样二人台只有死路一条!这决非危言耸听,你多少年了还是走不完的西口卖不完的菜,碾不烂的糕面挂不完的红灯,谁的胃口能受得了?所以剧目要创新,没有好剧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前些年出了个《借钱》,还有个《叔嫂情》,都有模仿痕迹,不是特别优秀,但还是火了一阵子,不仅火了两个戏,还借此成就了几位演员。但这两个戏都不是忻州的,这话一提起就让忻州、河曲、还有定襄的二人台剧作家们心慌气短,因此说抓剧本是首要问题。个人认为,二人台剧本基本上是小戏剧剧本,这个小剧种不宜搞动不动就十几个场次的鸿篇巨制,故事复杂、人物众多的剧情二人台铺排不开,消化不了,这主要是指二人台的音乐素材、表演风格、独特的道白语言都不允许搞大剧作,勉强搞了也不一定算成功,这一点与二人转很相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二人台、二人转都有勇吃螃蟹者对这两个小剧种(也有人把它们归类为曲艺)的音乐开过刀,进行过板腔体改革,搞过大剧作,虽也新鲜了一阵子,但后来没有继续搞下去,可能也是觉得不好整。但编演小戏,搞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小剧作,那是二人台的强项。几十年来,包括定襄在内的忻州地区各县,这方面成功之作甚多。因此,剧目创新也要有个前提,就是坚持二人台的短平快特色,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小题材、小故事、小人物,小剧作,新奇巧逗,活色生香,这应该是剧目创新的基本路子。最起码,几十年内还不会有太大改变。
还有就是音乐和道白,二人台音乐几百年来演化至今,基本是定了型的,就是那么一种婉转绵长的风味,只不过由于晋蒙陕冀区域不同而略有差异。这种差异是自然生成的,是好的现象,有了这种差异就有了比较,有了地域性(我始终认为音乐最大的特色便是地域性),有了改革创新的回旋余地;假如没有这种差异,音乐也会出现板结,反而在融汇创新上难以下手了。二人台的音乐肯定不宜走戏曲板腔的路子,那样对二人台不是发展创新,而是活生生地扼杀,就跟让定襄高跷秧歌也要咣啷咣啷唱大戏一样,你说那还叫唱秧歌吗?道理就是这样。关于道白,近些年很多人眼馋人家二人转,东北口音,非常接近普通话,全国人民都听得懂,所以才风靡五湖四海。看看咱二人台,满口方言土语,不是河曲口音就是河套腔调,不用说全国,北方人也听不清在说什么。于是便呼吁改变道白口音,要讲普通话,要打向全国。要打向全国不讲普通话怎么能行?但我觉得好象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二人台就是二人台,怎么能让二人台讲普通话呢?二人台讲普通话全国人民都能听懂了,但二人台故乡的民众就不会认可了。这就提出一个颇为可笑的问题,二人台改革创新,首先应是为晋陕蒙冀二人台流域的广大民众服务呢?还是丢掉这些父老乡亲,先考虑为全国人民服务呢?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大家不妨再多想想,晋剧和北路梆子念白,有些新创剧目倒也曾搞过普通话,但那是为进京献戏拿奖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我不信他们平时演出也用普通话,那多不伦不类呀?其他地方剧种,包括一些小剧种也是这样,你不信试试都让他们讲普通话,秦腔讲普通话,黄梅戏讲普通话,越剧、川剧、吕剧、豫剧都讲普通话,还有湖南花鼓戏,江西采茶戏,福建梨园戏、高甲戏等小剧种,统统讲普通话,异彩纷呈的地方戏剧艺术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滑稽的局面呵?由此再回过头看咱的二人台,为什么非要讲普通话呢?我这么说,也不是反对二人台念白的改革,让观众基本上能听得懂是对的,但地方方言必须保持,否则你就没有了地方特色。况且很多有特色的语言一改普通话,那可一下子就清汤寡水没法听了。
再就是表演问题。二人台小戏表演过去也没有什么程式化的东西,自由度比较大。具体的技巧本人没有研究,今天要发展,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借鉴。前面说过,二人转是非常包容的,历史上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现在看一场高水准的二人转演出,你除了可以领略二人转传统艺术的精华之外,还会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借鉴,什么叫融汇贯通,什么叫艺多不压身,什么叫娱乐,什么叫角儿,为什么说让观众拍着巴掌嗷嗷叫才是硬道理。当然传统二人台也讲技巧,扇子功、手帕功,还有霸王鞭、红绸舞就是技巧,包括一些特定人物的特定台步也是技巧,这些技巧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心理,强化人物情绪,烘托环境氛围,都是大有帮助的,甚至是画龙点晴的。但在小戏剧中,使用这些技巧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尤其是现代题材的二人台小戏,这些传统技巧几乎少有用武之地(只有在一些表演唱类的二人台节目中才会用到它),观众更为需要的可能是健康的、引人入胜的剧情,鲜活的人物,机巧的语言,悦耳的音乐,和演员看似不要什么章法,而且尽可能多元的生动表演。必竟人们去看你演戏,娱乐还是第一位的。因此,二人台小戏表演技巧的创新,完全可以并入一般小戏剧的表演技巧创新中去考虑,而开放性、包容性是创新成功的保证,艺术上搞封闭是没有出路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二人台与二人转虽均为民间小戏,但二人转重丑角,属东北大地传统的民间丑角艺术,极富滑稽风格和喜剧精神,二人台在这方面则要逊色很多,风格相对来讲比较"正",这从大量传统剧目中间即可看出,这也可能是今天二人台不敌二人转的重要原因之一(赵本山、潘长江等人的一些小品、影视剧均继承了这种滑稽基因,才取得巨大成功的)。总之,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借鉴与包容是腾飞的两翼,今天的二人转就是这么成功的。二人台能否照此办理,与二人转比翼齐飞?美好的愿望与不堪的现实仍然让我们倍感沉重和压抑。
要培育人才,更要培育观众、培育市场
如果从文化产业角度看的话,人才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所以二人台要重现当年盛景,演艺人才的培育是第一位的。从目前状况来看,编、导、演、音、研等各类人才,二人台艺术可以说是全面的饥荒,整体的青黄不接,这与西风渐进,社会娱乐多元化自然有很大关系,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弃守。
我这里有点不好意思说了,前几年我曾为定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出主意,我说演艺队伍青黄不接是关系到二人台生死存亡、香火延续的大问题,研究会活动资金全凭社会募捐,时间久了就不灵了,不是长久生存之道。因此是不是除了继续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向政府求救之外,我们也可搞生产自救呢?比如大家集资,搞股份制,建一个校团合一、滚动发展的民营教育培训基地如何?招一批初中或者是小学毕业生,请文化教师教文化课,请二人台艺人教专业课,上课是师生,演出则同台,既可排练一些教学剧目,以打好专业基础,也可排练一些新创剧目,以便对二人台进行改革试验。这个摊子可挂俩牌子,一是二人台艺术学校,一是二人台艺术实验剧团,学生上学缴学费,教师授课领工资,演出有收入了,师生均可适当补助。这样一来,假如搞得好些,这个摊子就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两三年后,一批嫩扑扑、水灵灵的二人台青少年演艺人员就会茁壮成长起来,咱们的研究会也就不会因资金匮乏捉襟见肘,成天求爷爷、告奶奶看人翻白眼,让大家见了心酸。
因为现在世道变了,市场经济了,再不可能象过去那样,艺术馆、文化馆一纸通知下到生产队,叫谁来谁就来,赚一顿猪肉粉条大白馒头不说,还有一天4毛钱的误工补助。那时候什么最不值钱?人最不值钱;现在什么最值钱?人最值钱。都喊以人为本了,有劳必酬发展到了极致,动辄就问你算工钱,你用不起是你用不起,但人家是合情合理的。可惜搞二人台不是个体劳动,没法子单干,一铺排就是吹拉弹唱一大帮子人,缺了哪个角色都开不了戏,中午吃饭一坐就是两、三桌,你腰里没钱受得了吗?所以,培育人才也要适应新时代新变化,非走市场经济的路子不可。
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是5月28日上午9时58分。就在此时,定襄县文联原副主席赵秀林君来电话,告知曾中令先生已于昨晚11时许因心脏衰竭不幸去世!享年79岁。我连电脑也没顾得关,便匆匆离家打了个出租车赶往曾先生家。这个噩耗太突然了,就在本月初,曾先生还给我打了电话,说今年纪念“5.23”他有些想法要约我见面谈谈。当时我正以顾问身份与省民俗、文博界的几位专家,应邀在运城市参加万荣县李家大院民俗博物馆筹建陈列布展的一个论证会,他问我何时可回定襄,我告诉他三、五天后即可回去。后来回到定襄,我曾给他家去过两次电话,均无人接听。随后我又两次赴运城、万荣、灵石、祁县等地奔忙,再未及与曾先生联系。前几天遇到定襄县文联现任主席智建恩君,我与他提起此事,他说曾老师已到太原住院多日。我惊问何故?建恩说还是当年腿疾,我方放下心来。谁想今日竟传来他不幸因心脏出了问题而去世的消息,真是令人不胜唏嘘!到曾府后听友人讲,昨天(5月27日)上午县文联的朋友去太原医院探视曾先生,他还清醒,在病床上与来人念念不忘未举办“5.23”纪念活动,念念不忘《花蕾》(定襄文联主办期刊)出刊将近百期,念念不忘他那个名存实亡的二人台艺术研究会!其对定襄文艺事业肝脑涂地般的大爱,对二人台艺术深忧切虑、牵肠挂肚之痴情,令人闻之落泪,无比感伤。
尊敬的曾中令先生,我们愿意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请您安息吧。
上面讲过,培育人才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观众与市场的培育。众所周知,二人台演艺在定襄乃至忻州,早已退出娱乐主流市场,平时充斥广大城乡戏台广场,大街小巷,以及影剧院和电视莹屏的,基本上是时尚歌舞、电视剧和戏曲,二人台的正规表演则只是在政府组织的节庆、纪念活动晚会等场合偶尔露个面,平时演艺市场是比较罕见的。加之近些年歌厅酒吧甚嚣尘上,洗浴按摩风靡城乡,旅游观光迅猛成长,网上娱乐无孔不入,人们的休闲娱乐选择面无限扩张了,真是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业余时间比上班都忙。尤其是互联网这个迷人的魔鬼,不仅年轻人为它终日神魂颠倒,只要有点儿空暇,便赖在网上下不了线,就连中老年人也不甘落后撵时髦,都想通过这个魔鬼的眼晴窥探到更大、更远、更隐秘、更神奇的世界。在如此喧嚣的时代,二人台这朵山花,确实显得有点形影相吊,少人问津了。我们虽然不能不承认这个严酷的现实,同时还要努力改变这个现实,为二人台在当今娱乐业争得一份市场份额,让她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而不是落花流水由她去。为此,我们在重视人才培育的同时,还要重视观众与市场的培育,否则,连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都只知道什么叫二人台了,你培育出的人才也会变成无用之才,英雄无用武之地。
面向观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这可不是讲套话,我也没必要在此讲套话。因为近些年我发现有关方面自觉不自觉的虚化了振兴二人台是为了什么了,也就是毛主席所说过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比如,抓二人台应从哪里抓起?往哪里抓?是从上面抓起还是从下面抓起?是往领导面前抓、专家面前抓、评委面前抓、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那里抓?还是往基层抓、农村抓,往城乡广大老百姓面前抓?我觉得这不是个小事,也不是在这里故弄玄虚,吹毛求疵,说穿了,这是个真抓还是假抓,实抓还是虚抓的分水岭、试金石。如果我们真抓实抓,凭政府的庞大资源,几年了,你没有不成功、不显效、不出成果的道理。如果只是虚抓假抓(即貌似真抓实抓,实为摆摆样子),呵呵,那就无话可说了。
说到这里,叫人没法儿不提阳高县。大同阳高不是个富裕地方,2007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亿,比较贫困,与定襄没法比,与河曲比差得更远。去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把“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金匾送给了阳高,舆论大哗。不仅河曲人恼得青筋直爆,全体忻州人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热腾腾,羞骚的不行。自打小时候,咱们就人人吆喝着个“河曲二人台、河曲二人台”,不仅在山西这么吆喝,到外省市说起来也是满脸放红光哪。天下搞民间艺术的,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走西口》啊?那就是我们河曲二人台啊,一个字:牛!记得1994年9月全国20多个省区的民俗民艺专家来河边阎府开会,晚上请他们到县招待所看节目,压轴的就是刘彦青、梁莲鱼的《走西口》,演毕,掌声雷动。武汉中南民院的一位丁教授不断与我赞叹,好,就是好,今天可亲耳听到你们塞北高原高亢苍凉的民间演唱了,就是好!不仅当天晚上和我说,第二天见了又和我说,临回武汉告别时还要和我说。我告诉他,这就是我们的河曲二人台。还有马玉涛呢,知道吧?大歌唱家,我们忻州保德人,与河曲紧挨着,她演唱的代表作之一《看见你们格外亲》,知道不知道?丁教授忙不迭说,知道知道知道,小河的水清悠悠嘛!我说,对了,那就是改编自我们河曲二人台!你听听,不是和《走西口》一个调调吗?自豪与得意溢于言表。十几年后的今天,谁又能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让阳高闯在了前面,把“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的牌子扛走了呢?这件事让好胜的忻州父老乡亲太无颜面,集体郁闷了好一阵子,依我看至现在也没缓过劲儿来。
四月底,我与几位朋友应邀参加了“大同阳高首届杏花节暨大泉山古长城风光摄影大赛”活动,说心里话,杏花、长城在我心里的份量远没有二人台重,我是专为二人台而鞍马劳顿,亲自驾车前往的。因为邀我的阳高县文联主席李习先生预先就告诉我,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看上阳高二人台。我想这确是个良机,窥斑知豹,看上几个节目就可以大致了解他们的演出水准和普及程度,就可晓得“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的桂冠为什么会戴到阳高头上去。
先看一段去年的报摘吧:据《山西日报》报道,2007年10月25日,首届“中国二人台艺术节”在大同市阳高县隆重举行。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认定的“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中国二人台艺术研究基地”在阳高正式挂牌。据报道,二人台在阳高普及率极高,全县20万人有5万人会演唱二人台,且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专业学校和专业演出团体,全县业余演出团体更是多达30多个。近年来,阳高二人台在央视频频亮相,引起中宣部、中国民协等领导和专家高度重视。阳高县委县政府认识到二人台不仅是阳高的地方艺术,更是阳高的一张文化名片,县委县政府完全有责任去重点扶持,使她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县委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向省政府将二人台申报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遣产”,争取到国家政策与财力倾斜。同时他们还聘请阿宝为阳高县“文化艺术顾问”,借助名人效应全力向外推广二人台。另外,县委县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全县二人台艺术保护开发规划,决心将二人台艺术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打向全国。
看了以上报道,本人一时忧愤,写了以下一段文字,以泄胸中鸟气:阳高成了知名全国的“二人台艺术之乡”,曾经演绎过“走西口”千古绝唱的河曲则悄无声息,悔恨暗吞,真叫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阳高成“二人台艺术之乡”,自有人家的道理。河曲乃至忻州这几年不也大张旗鼓地振兴过自己土生土长的宝贝艺术——二人台吗?振兴半天的结果呢?结果就是二人台在塞外之乡阳高轰轰烈烈,在河曲、忻州偃旗息鼓,充其量在苟延残喘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痛心的结果?关键的关键在各级政府。在当前中国这种体制下,政府不把当地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真正当回事,别的任何人再折腾,也很难起多大波浪,衰败乃至消亡的恶运终难逃脱。所谓“当回事”,并非只是写在报告里,登在报纸上,而是看你是否真的拿出资源甚至资金,强措施、倾政策,实打实的来扶持她。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空的、假的!呜呼!为二人台在忻州——她的真正故乡——的遭遇而悲伤。
呵呵,是有点儿“愤青”,但当时确实是心里憋屈的慌。
今年元旦甫过,原河曲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忻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森先生也在《忻州日报》撰文感叹:“近日阅报,得知我省阳高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并举行了‘首届中国二人台艺术节’,甚感欣慰,亦觉失落,两相矛盾。欣慰的是二人台作为民间文化艺术的瑰宝,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总是在传承中发展。失落的是我市作为二人台资源大市,而且一些县市从历史到现在一直以二人台为看家本领,引以为荣,此次这顶桂冠花落他乡,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被郝桂荣团长拿家产抵押贷款办戏校带剧团艰辛创业的故事所感动,为身居省水利厅处长之位而抽闲端坐小剧团乐队吹笛子的宋孝教师所感慨,更为一举成名、身价倍涨的原生态歌手阿宝千里迢迢赴河曲拜辛礼生为师的虔诚之心所感叹。实事求是地讲,在全省范围内,在二人台的传承、发展、创新中,阳高县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剧目出新、人才辈出,走在了全省的前面,尤其在近年拓展市场、锤炼精品中,更为二人台艺术锦上添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阳高县获得“中国二人台艺术之乡”这一桂冠并非偶然。
我市是二人台的故乡,二人台艺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有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有着深厚的群体基础。过去,我们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樊六、李发子、李有师等老艺人可谓是二人台的开山鼻祖,任艾英、张美兰、尹占才、许月英等可称为二人台的名家名角,《走西口》、《王成卖碗》、《珍珠倒卷帘》等整本戏成为二人台的经典剧目,以至于全国大奖不断,全省调演夺冠。......但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艺术更需要保护与创新。我们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别人在暗暗追赶;我们在奋力攀爬的时候,别人在轻松上阵;我们在举步徘徊的时候,别人在推陈出新。领军人物少、精品剧目少、骨干团队少、后续人才少、占有市场少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市二人台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不解决这些问题,恐怕我们的二人台是很难与别人并肩走下去的。到时候,丢失的不仅仅是什么桂冠,而是老祖宗留下的看家本领!”
然而,不到一个月,阳高又传来喜讯:中新山西网1月31日电,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角逐,由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乡村青年才艺风采大赛近日在重庆落下帷幕,山西省阳高县青年选手王伟、吴艳英以二人台《挂红灯》夺得金奖!
呵呵,看来咱们光摇头感叹是没用的,攥紧拳头空怀一腔壮烈更是觉得可笑。忻州人也获奖,阳高人也获奖;咱们是老艺人在获奖,人家是后起之秀在获奖;咱们已成过去时或正在成为过去时,人家则是轰轰烈烈的现在时!谁更尴尬谁更无奈?谁更具真正的实力?谁只剩回首频望历史的辉煌?谁气定神闲牢牢把握了未来?无需多讲,如此态势我们欲与阳高“并肩走下去”?其结果恐怕大家用膝盖都能想明白。
让我们再回到2008年4月24日“大同阳高首届杏花节暨大泉山古长城风光摄影大赛”开幕式的二人台演出现场:第一个节目《挂红灯》,虽属传统节目,但新意甚多,旋律当然是老旋律,然而别具特色的灯笼舞、扇子舞、彩绸舞,经导演重新编排,十分出彩,获得国家金奖可谓名至实归。接下来是《打金钱》,也是老段子了,可是这个节目放弃了一生一旦演出的窠臼,安排了三对六位演员来表演。演员很年轻,一看就是小学员的模样,小脸粉嘟嘟的,化起妆来特精神,表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大家想象得到。最后是一组对唱,6男6女流水作业,分别演唱《打樱桃》等六个段子。这个节目的精彩之处是唱,那小嗓门一位赛一位,尤其是6位男角,个个可称生下来就是专门唱二人台的金嗓子,那不绝的天籁之声在柳丛与杏林间穿行,在山谷与大川间回荡,在观众的心尖尖上打滚、跳跃、撒野,柔柔地啮咬着你我的心,真是无法言说!还有一点必须要说的就是演出服装,色彩设计缤纷亮丽,款式传统与时尚结合,头上脚下处处丁是丁卯是卯,不将就、不凑合,一丝不苟,装扮起来男角英武挺拔,女的娇美艳丽,煞是夺目。
由于只是为开幕式演出,很可惜未看到更多的二人台表演,但仅看这几个演唱类的节目,便可粗略感觉到阳高人振兴二人台的思路,那就是第一敢于创新,为传统节目加入新的时尚艺术元素;第二,从娃娃抓起,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果然,经过主人随后介绍,我们获知,阳高二人台经过当地几代民间艺术家的传承发展,最终于2006年走进央视春节戏曲晚会,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刘云山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高度评价,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在阳高县二人台艺术学校院内,看到了大量的关于该校(团)教学、演出、省内外艺术名家前来参观、讲学的宣传图片,那是当地二人台艺术蓬勃发展的原始记录。这个学校8年前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民办公助,股份合作,校团一体,滚动发展,发展到如此辉煌的今天,其辛勤与执著可想而知。我还特别了注意了这个学校宽敞而并不显新的校园,成排成排的校舍绿树掩映,恐非当年8万元启动经费所能担当,必定是政府在其中起根本的扶持作用。更为令人称羡的是,县里平时还有30余家民营二人台艺术团常年活跃在广大城乡,基本队伍正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其中罗文皂滑银山民乐团还应邀走出国门,到英国、美国、荷兰等地进行过巡演。
请再看一组数据,阳高二人台剧团团龄至今已高达49年,就连“文革”也硬挺了过来。从1964年至1984年,该团先后从外地聘请引进三批演艺高手共35人,还从当地一次性招聘二人台演艺人才27人,而且这62人通通“农转非”,让他们放心、安心、顺心,“死心塌地”为阳高二人台艺术奋斗终生。除此之外,县政府每年从财政拨款5万专款,解决该团退休人员养老问题。从2002年始,这个团三年招收学员50余名(2005年后未计),走上了亦团亦校的路子,彻底解决了二人台艺术在阳高的传承问题。
真的无需再多说什么了,以上资讯足以证明,在我们山西,目前确确实实只有阳高在为二人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脚踏实地地苦干,而且是真真正正地面向观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未来,把二人台直接抓到了广大老百姓面前。不知我们忻州有关县市、有关部门成天高喊“振兴二人台”的各级领导们,看了这些作何感想?
上个礼拜,河曲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文才先生到访定襄,碰巧我也在定襄,接领导指示,陪王文才先生在定襄转了一整天。老王是著书立说的文化型官员,这几年因工作接触过多次,彼此也算热悉,闲聊中免不了提到二人台。我问,河曲现在有二人台艺术学校吗?包括公办的民办的?没有。老王说。我又问,县里恢复二人台艺术团了吗?老王说,也没有,只是有一些私人班子。这个话题再没继续下去。
前几年,挟晋蒙陕冀二人台艺术大赛余威,忻州把原市属文工团改称忻州二人台艺术团,这可是山西惟一一家市级专业二人台艺术团了,牌子是够硬的。几年过去了,很愧疚,这个团的二人台演出我竟一次也没看过,当然你不看不等于人家不演啊。但去年到今年我曾询问了市文艺界不下5、6位人士,市二人台艺术团演些什么二人台剧目啊?居然都回答是不知道。我甚是疑惑,再问,市二人台艺术团演二人台吗?这问题问得够没道理了,二人台艺术团不演二人台演什么呀?但各位的回答更是叫人跌眼镜:不演。有的则要多解释一句,市里开会、搞活动要求他们演时,他们也拿几个二人台老节目演一演,平时不演。我说那他们演什么呢?答曰:现代歌舞。忻州市属二人台专业团不演二人台,那就好比赵本山的二人转艺术团不演二人转一样,那不滑天下大稽吗?他们嫌二人台没意思,没人看——有人和我这样说。这真是邪门了啊!还振兴忻州二人台呢,怪不得曾中令先生死不暝目啊,真是生生的悲哀了啊!
二人台在咱们这儿没救了?
呵呵,这话说得挺悲的,不敢说别的地方,权当只说定襄及一些周边地区吧。
固然,今天的农村演艺市场,还是戏曲做霸主。一说哪儿唱大戏了,那肯定是戏曲剧团又来了,不是山西梆子便是北路梆子,也有为了瞧稀罕把河南豫剧给拉过来的,但本土戏曲还是广大城乡人民的至爱。当然这不是十年八年的事了,百、八十年也不止了吧?北路梆子大致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距今最少也150年了。山西梆子更早,清道光、咸丰年间已具雏形,都快200年了,二人台也正是这个期间,或略迟一些逐步演化、成熟起来的,有人说是戏曲打倒了二人台,纯属瞎掰。
娱乐,是一种双向的精神享受,你演我看、我演你看都是娱乐。不论是山西梆子还是北路梆子,形成初期肯定也没有什么专业团体,车呀马的拉过来搭起台子演给你看,它也是在自娱(可能开始更多的是娱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人台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只是现在戏曲越来越不好整了,“一只靴子来回替,一片铙钹墙上对”在今天当然是笑话,但专业大团如今都是大实景、大制作,弄得跟拍电影似的;地方小团进不了城,就只能上山下乡跑农村;民营小剧团则更筚路蓝缕,边边角角讨点剩饭吃。
二人台从不跟你争这个,他不进城啊,他不搞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玩艺儿,他的戏也不是要演给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去看,他走的是纯民间的路子,讲述得是咱老百姓的故事——这可是咱二人台百多年来的光荣传统。
还是说定襄。我看到一些资料,说的是走口外(包括走西口、走东口)的事。有专家考证,晋陕冀老百姓走口外共有8条线,其中咱定襄和忻、代、宁、崞的人们一般走的是雁门关线。从《走西口》唱词来看,太春当年可能与咱忻、定老乡走的就不是一条线。有关资料介绍,忻州、定襄人走口外的人数很多,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农村至今还有的村名叫定襄窑、忻州窑、崞县窑。在周边一些中小城市,有的街道就叫定襄巷、宁武巷等;有些地名大概也是因埋葬咱忻定老祖宗而得名,如忻州坟、定襄坟。
由此再联系到二人台,近20年对其发源地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争吵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对手主要是晋、蒙两家,陕西也想争,可能本钱没这两家硬,河北则悄无声息(据说那一带的二人台与西路二人台风格差异较大,址域区划纠葛也很小)。不过近些年争吵的声音小多了,听说大家都基本上认可了这么一种说法,即二人台是咱们晋陕人近二百年来走口外时,把老家的民歌、戏曲、吹鼓乐、信天游、山曲儿、道情等民间音乐也一并带了过去,杂七杂八一搅和,形成了当地独有的杂交新品种叫“打坐腔”,后来又陆续添加了秧歌、社火的舞蹈,大概就是又唱、又说、又舞吧,于是变成了新的表演形式,叫“玩艺儿”。这词儿咱们定襄老人们也常说,口外叫“打玩艺儿”(也有叫蹦蹦儿戏),咱们称“闹玩艺儿”,这样的团体就叫玩艺儿班子。二人台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真正称之为“二人台”,则是解放初期的事了。绕来绕去一个意思,二人台是晋陕肚子里怀的孕,孩子则是生在内蒙长在草原,报户口当然不会回晋陕报啦,孩子是内蒙的孩子了(河曲一些二人台专家现仍在引经据典寻找实证,努力维护河曲二人台的鼻祖地位。也许现在各种结论均还离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二人台是晋陕冀百姓走口外走出来的,没有走口外就不会有二人台,有了两百年的走口外,才慢慢孕育出了二人台。由此推理,一个地方走口外的人越多,经历越长,二人台在这个地方的流布就可能越广,传承越久,影响越深。定襄历史上是走口外大县,那么也必定是二人台强县——这个结论我想应该还是站得住脚的。
果然,2005年内蒙古出版的《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权威认定:“二人台在山西省最流行的地方首推河曲县,其次还有保德、阳高、定襄等地。”这里,人家首先不愿承认河曲是二人台的发源地,只是“流行”地,贬了河曲;同时则把定襄与保德、阳高并列在一起,大大抬高了定襄。就在这一褒一贬、一喜一怨之间,真正脱颖而出的居然是阳高!定襄黯然神伤没啥说的,可河曲青筋直暴又能说些什么呢?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轨迹就这样和大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话扯远了,再拉回来。
现在,二人台在定襄及周边一带真的没救了?这个结论怎么想都太窝心、太憋气,但眼前的现实可真是有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然而我还是愿意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二人台不能在曾经十分强势的定襄及周边一带消逝,因为她的根还在啊!这个根就是广大民众对她的喜爱。
前面说过,娱乐是多元的、互动的。而艺术元素的多元化,音乐的通俗化,语言的口语化,人物的草根化,故事的平民化,风格的喜剧化,题材的小型化,正是二人台独有的特性。这些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她更易于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底层百姓,更易于反映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村生活,更易于表达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是包括晋剧、北路梆子、时尚歌舞在内的任何当代农村舞台艺术所无法替代的,她怎么能从我们的娱乐消费中湮灭呢?我们又怎么会让她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逝呢?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喊了多少年的口号改过来,不是不要振兴二人台,而眼下最当紧的是拯救二人台!她现在已经瘫在那里,奄奄一息、命悬一线了,你不给她紧急输氧输血打吊针,阳光雨露滋润她,知冷知热呵护她,你要她自个儿怎么振?怎么兴?
不揣浅陋,试开几个方子
其一: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建一个校团一体的二人台艺术培训基地?民营的也行,公营的更好,主要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有人说市艺校前两年也开过这样的专业班,效果如何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市艺校重点还在北路梆子上,师资也是侧重这个方面,因此收两个班的学生容易,教学效果如何恐不会有优势,学校本身就缺乏那个艺术氛围;另外还有个学生出路问题,学了一身二人台本事,社会上没有可使力气的地方,就业困难,你再招生肯定也难。还有听说忻州师院也开二人台的专业课,我想那应是培养研究方面的人才吧?所以,办一所真正的二人台艺术专业学校(可同时挂忻州市二人台艺术实验剧团牌子),是拯救忻州二人台艺术于覆灭之际的最迫切、最有效的善举,是首善。
其二:咱们能不能组织几次重奖征本子?这件事当然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来做了,别人资格、公信力、号召力都不如政府来得硬气。作为一件拯救、振兴我们家乡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的大事,搞一次花个10万、8万块钱,不仅完全应该,值得,而且也掏得起,不吃力,但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却是巨大的,第一彰显了政府的决心,第二很可能会获得一批好的文学剧本。这样一来还另有两个潜在的好处,一是不论你作者来自何方,这批剧作则是俺忻州的,二是为下一步工作储存了一批好作品,真是好处说不尽。
其三:咱们能不能至少两年搞一届二人台艺术大赛?这类赛事人家内蒙古一直在坚持搞,甚至一些盟(市)、旗(县)也再搞。为什么二人台在内蒙越来越热?这就是重要原因。为什么二人台好把式在内蒙多年不断茬?这也是重要原因。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才仍然不断地往内蒙流?这还是重要原因。折腾赛事是比较麻烦、比较累人的事,但也可能就是首次举办时麻烦一些,形成一套成熟的规则后就会变得轻车熟路。更何况为了拯救、振兴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咱们作为后来人,麻烦一些、累一些又算得了什么呢?顺便提一句,人家东北二人转的大量优秀青年演贞,就象赵本山那些弟子们,相当部分是通过不断的赛事涌现出来的。
其四:咱们能不能尽快让二人台与旅游联姻?
这个问题要多说几句。这两年我爱说一句话,说二人台“希望在民间,出路在市场”。为什么不说“希望在政府”呢?难道离开政府你能成功吗?这话问的也有一定道理,在咱们现行体制下,你想折腾个正经事,还真离不开政府,没有政府的扶持你寸步难行,这个想必搞事业的都有深刻体会。但是我觉得对待二人台,也应从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政府身上,甚至还希望政府包养起你,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政府不会养你的。政府拯救你、扶持你,给你呼吁,给你撑腰,甚至还给你些政策,帮你解决一些你无力解决的问题,让你站起来,立得往,这就应该说尽了政府的责任了。至于你站稳后是疾走?是迅跑?还是坐以待哺,死吃死坐,直至坐以待毙?那是你自己的事,政府管不了那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二人台振兴也罢发展也好,希望还是在自己(即民间),在自己到市场上打拼、求生的能力,舍此无他。
为此,我从2003年3月忻州市第一届政协第四次会议开始,在众多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呼吁二人台去傍旅游这个“大款”,让其借旅游业这个大舞台去经风雨、闯世界、学赚钱,展示她无比艳丽诱人的艺术风貌,进而实现真正的产业化。我还进一步鼓动,只要文化围着旅游转,那么旅游就会追着文化跑,为什么?文化(当然包括二人台啦)围着旅游转是为找饭吃,为赚钱,以便更好地发展文化;旅游追着文化跑,追什么?追自己的灵魂。只要二者搞到一起了,那肯它是谁也离不开谁,从产业性质来讲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延伸、互相渗透、共同升华的关系。为此,我也做过一些很有限的努力,终因势单力薄,未成气候。
五年多之前,忻州(其实山西也极少)无论文化界还是旅游界,包括各级政府,还没有人在会议、文件、报告以及媒体上正式提出或谈论过文化艺术与旅游联姻的概念,而在我国南方则早已热的一塌糊涂,赚得盆满钵满了。近些年咱们这儿也有人在折腾这些事,但总感到步子太沉太缓,几年了,连五台山、顿村这样名满天下的游客集散地也弄不成一个象样的演艺中心,实在让人心焦不已。
其五:咱们能不能多搞一些开放性的学术研究?
搞二人台就得研究二人台,没有理论武装的队伍是一支瞎闯蛮撞的队伍。咱们这个地方,远的不用说,改革开放30年来,据说始终没有有组织地、全面系统地对二人台艺术的起源、演变、传承、发展等方方面面,进行一番翻箱倒柜式的搜集、整理工作,深入研究恐怕就更谈不上了,充其量也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整理,而且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比如河曲贾德义先生,张存亮先生便是如此。近年刘颖娣女士、田昌安先生先后出版了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走进二人台》,一本是《漫话二人台》,前者是个人专著,后者是论文选编,也都是这对文坛伉俪个人勤奋劳动的成果。
我不敢说已经仔细研读了以上各位前辈和老师的心血之作,更不敢妄论其学术价值大小长短,他们毕竟是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但我总隐隐觉得(也许是一种妄自菲薄的错觉),咱们眼下缺少的恐怕还是学术上的交流与比较,学科上的碰撞与整合,观念上的质疑与提升,研究上的开放与包容。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远没有打开大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携起更多朋友的手,去拥抱明天的梦想,来得更加有趣、有劲。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组织一些基础性、前沿性兼备的课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对二人台艺术搞一些开放性的学术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呀。
还有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是,忻州市文联原主席田昌安老师已挂帅成立了“忻州市西口文化研究会”,并拉我入伙,同上“贼船”,欲与内蒙古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联手,对我们这一带二百年的走口外历史进行一番翻捡和研究。我想,二人台的孕育、萌芽、新生与发展也应是西口文化研究的题中要义,我对此充满热切的期待。
(全文完,欢迎批评指导 - 2008.6.2)